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从基本国情出发，在工业化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积极解决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问题，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促进他们自身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国农村改革率先起步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急需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。在这一背景下，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，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，将资金集中起来，联合兴办各种企业。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，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，“农民工”这一称谓也随之而生，形成了“离土不离乡、就地进工厂”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。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，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，形成了“离土又离乡，进城进工厂”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。进入新世纪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，工业化、城镇化加速发展，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、素质不断提升，形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农民工发展进入新阶段。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，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。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》。到2017年底，全国共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，50%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。农民工发展进入“提升技能、融入城市”的市民化新阶段。
我国农民工规模之大、流动之大、贡献之大、潜力之大，在世界范围前所未有。综合来看，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着促进农民增收、缩小城乡差距和支持城市建设、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。比如，农民工率先冲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，自主选择就业，推动城市统包分配的传统劳动用工制度变革，成为推动改革的有生力量，并为我国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人力资源。
实践证明，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成功的。从国际比较看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具有鲜明特征。首先，坚持就业带动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党和政府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就业，鼓励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，并在农民工获得相对稳定就业机会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。其次，保障土地权益。保留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，让农民既进得了城又回得了乡，能够在城乡间双向流动。第三，注重渐进转移。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这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我国坚持分阶段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融入城市，保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推进。第四，维护农民工权益。我国农民工数量大，劳动争议时有发生，但劳动关系总体稳定，这得益于我国党政主导、多方协同、快速处置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独特优势。同时，我国已基本形成企业和劳动者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框架。
进入新时代，农民工这个群体正在从工业化、城镇化发展中的劳动大军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，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趋势。比如，20世纪80、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投身新业态之中，支撑起新业态的发展；通过企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术院校培养，农民工中的技能人才数量快速增长；一批曾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，带着技术、项目、资金和营销渠道返乡创业，以独特的方式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留不住劳动力、招商引资困难、承接产业转移难以落地等诸多难题，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也丰富着新型城镇化的实践；等等。当然，农民工发展也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，比如稳定就业难、改善居住条件难、大城市落户难等，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。
当前，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的速度在加快，传统产业在不断转型升级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稳步推进，这些都给农民工带来改变生活的新契机、提升自身的新动力。未来，农民工的发展要向进城有工作、上岗有技能、劳动有合同、收入有增长、参保有办法、子女有教育、住宿有改善、维权有渠道、生活有文化、发展有途径的美好目标迈进，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得到满足。
